法家思想的核心

1、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的核心

(1)、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2)、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此说指向臣下夺了施法治民之权，实际上讲的是重势的思想了，君失治法之权，等于虎失其爪，则国主危矣。所以御下之道，在赏罚二柄，甚至，公共政策也不必自己提出意见，只须让臣下自己提出，效验之以赏罚即可。

(3)、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4)、对于兵战，他主张采取赏厚罚重的办法，使民不得不勇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严刑之下,变怯为勇,殊途同归。他还提出了全国皆兵以及加强战争宣传的主张，以造成人人闻战则喜，争先恐后的局面。法家已认识到耕和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为战作准备,战又推动农业发展。

(5)、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6)、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影响着每一位华夏子孙。

(7)、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佛学的核心思想？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道家的核心思想？“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哲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8)、学思行|陶杏华：道教与精神分析语言观的比较研究

(9)、韩非的法制思想有其深刻之处和合理性，同时又十分强调君主专权，其结果是导致暴政、酷政。他的法制思想是自相龃龉的。这种法制思想引领下的法制观念，实际上偏向了君主专权的一方。法的公开性、公正性被淡化，消弭于法制强制性中，法作为治术无大作用，成为空文，突显出来的是术治，尤其是位势、权势之法。这种法制观念，成为社会普遍理念之后，留给传统的就是一副生杀工具，一口砍头刀。民众在实际上没有法权，当然也没有法治保护下的民主、自由和平等。

(10)、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11)、你如果近距离观察那个时代的诸侯各国，你会发现不仅是秦国用商鞅的法家思想变法图强。韩国任用的申不害，魏国任用的李悝，楚国任用的吴起，吴国任用的孙武，或多或少从思想光谱上来看，都比较接近于法家思想。

(12)、“命由我定，运由我转，无关鬼神乎”这是中国道、儒两家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都是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按人数上和老百姓的态度上来说，因为统治中国思想的都是以君臣家国、兄弟义气等方面的，神仙鬼怪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用来点缀生活。)即使是现在，真正的教徒数量我们都可忽略不计，所以，才叫道家、儒家、释家，而称为道教、儒教、佛教的较少(境外的佛教不算)，国人一直是把道儒佛当思想系统看待。

(13)、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秦始皇，而秦始皇统治群众的思想就是法家的思想。有些统治者认同无为而治或者教化群众，但秦始皇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只有严苛的法律才能让群众听话。所以在这种立法之下，很多群众也是比较安分守己的，为国家而奋斗。并且在秦朝实行的是重武，只要你能获得战绩，那生活就大大的改变。所以法家奉行的纪实，严苛的法律，也是公正的伸直秩序，这样才能激发人民的战斗欲望，才能让国家更加强大。这种想法也是很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秦统一了六国，成立了第1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14)、韩非认为法的来源是道，是社会运行的必然法则，这种法则具体化为法律、法令、一系列制度条文。韩非的法是社会之法，又是合于道的自然之法，其法制思想是较深刻的，有其合理性。这种法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强制性和必然性的特点。他主张法律条文要由官府定出而公布于民，让民众无人不晓，大家共同遵行，体现公正性。这些都具有合理性。但韩非在强调法的强制性时则有法权为君主专制的倾向。由批评儒家礼仁治国而忽视法度的一面，走向了极权、专制的一面，忽视了民本、民权、民主的法制基础。其法成了绝对的外在强制。

(15)、杜保瑞，祖籍山东省邹城市，1961年于台湾省新北市瑞芳镇出生，1979年进入台大政治系就读，三年后1982转系到台大哲学系，之后1985考入台大哲学研究所硕士班，四年后毕业，1989进入博士班，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入伍服役两年，1995年退役，1996年先后在台中慈明佛学研究所、高雄佛光山佛学研究所、台北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兼任课程。

(16)、二千三百年前，一个叫韩非的中国人也清楚的表达了这个思想，而且在叙述方式上惊人的相似，韩非理论的直接结果，就是促成了战国末期秦国的强大，加速了战国局面的终结和统一王朝的到来。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法家思想。

(17)、作为君王，要做的是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通过赏罚机制，使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而这其中的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去担任合适的职务。

(18)、＜主道＞篇，讲君王御下之术，「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对付群臣，「散其d，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总之，君王勿现其欲，免臣测知，勿现其能，由臣自现，以此掌握臣下之效忠而不敢犯难，从而巩固君权。

(19)、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有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对现代法律体系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家"与"阴阳家、儒家、墨家、明家、道德家"被列为"六家"。法家是顺应历史潮流而诞生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法家的崛起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法家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0)、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2、法家思想的核心主张

(1)、怎么来看待《商君书》中的驭民之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驭民这种统治术，都是要全面批判的。中华文化中确实是有糟粕的，这个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有明辨是非的智慧，鉴别善恶的学识。但是《商君书》和法家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认知，鉴别其中善的一面，即正能量的一面，剔除恶的一面，即负能量

(2)、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 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中的胜利。

(3)、耕，即农耕。战，及作战。将这两项统既能提供国家的经济保障，有能加强国家的军事保障。农耕与战事被看做推动国家发展与前进的两个轮子。

(4)、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5)、  道家思想与道教的区别，其实从大的方面看，宗教跟思想流派的区别也适合解释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比如宗教有比较严密的仪式，有自己的禁忌和制度等等，而什么家之类的思想只强调思想本身，如何去实践则要求的比较少。

(6)、学思行|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7)、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儒家，释家，道家“的内容和核心思想分别是什么呀？儒家，由孔子将道家思想拓展而形成，积极入世型“命由我定，运由我转，无关鬼神乎”这是中国道、儒两家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都是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按人数上和老百姓的态度上来说，因为统治中国思想的都是以君臣家国、兄弟义气等方面的，神仙鬼怪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用来点缀生活。)即使是现在，真正的教徒数量我们都可忽略不计，所以，才叫道家、儒家、释家，而称为道教、儒教、佛教的较少(境外的佛教不算)，国人一直是把道儒佛当思想系统看待。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道家起源:老子基本思想:无为,无不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核心思想是通过内省，提高自身境界，达到与世界万物的合谐。不论是儒家的修齐治平，还是佛家的降伏其心。是内省型的本土文化。

(8)、可见，中人未必中人，更可能是大智之人，只是不妄用私智臆测而已。中人之君是韩非一向所论之君王品格，只要按部就班用人，就能成就大治。然而，就算没有奸臣瓜分大权，而能独揽大局，则君王之以一己之好恶任贤举能之事，实不可免，虽妄举败事而悔恨不已，实已难挽矣。一旦大权已经旁落，任免之权亦不在己身矣，则中人才具之君，如何夺回政权？韩非无术矣。

(9)、从理论上看，“术”和“势”表面上看是强化君臣上下等级的尊卑主奴关系，有集权专制之嫌，但是，事实上，如果配套实行能上能下的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或退休制，那么，这种奴性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各职能机构的职责和相互隶属关系。

(10)、可能讲的不是很全面，也不能保证一定客观，也是我一家之言，不知道是否对诸位看官的口味，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全当是一次思想的碰撞，观点的交流，小编感激不尽！

(11)、并一再予以强调：“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韩非认为只有法治才能使官吏不敢贪赃枉法；民众依法努力可致富贵；各级官员办事就像称和量斗那样公正，这样的国家自然清明，国势强大。

(12)、法家君主本位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不仅促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独裁、文化专制的必有结果——这已被历史所证实，而且在法治建设上和政治生活中也会产生难以克服的弊端。

(13)、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14)、儒家，由孔子将道家思想拓展而形成，积极入世型

(15)、十过之文，有些地方文体过于铺排，好音一节所述无据，有违韩非实事求是的原则，又，不听忠臣一节，立场与＜难一＞相反，＜难一＞力驳忠臣的功效，而此章此节则强调不听忠臣之过，笔者以为，＜难一＞确实符合法家立场，但是言之过头，推论过甚，反而失之轻浮，＜十过＞之文，却篇篇都是佳作，不仅值得一读，更宜由君王理解并守护，总之，＜十过＞记取历史教训，都是给君王上课的佳作。与＜八奸＞相同，皆为君王之教育培养而做。

(16)、从历史看，法是为了打破世卿世禄制度，打破其他卿大夫世族对诸侯公族的侵犯威胁。当东部各诸侯国法治普遍实行，已经打破卿大夫家族世卿世禄制，国君已经培植起一套强有力的官僚体系，这时对国君的主要威胁就是官僚体系了，尤其是“三家分晋”之后，于是，关于国君整治官僚体系的一套学说就诞生了，这就是法家术派和势派产生的社会背景。之所以申不害和慎到分别在韩国和齐国倡导术派和势派思想，是因为这两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官僚体系，但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官僚体制。

(17)、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法家思想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18)、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19)、韩非讲“课群臣之能”，是讲对臣民的考核制度。韩非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考核制度问题。他认为用人取贤，是否贤者，只有在实际官位上考核才能知道。韩非关于课考群臣，以试其贤的思想，与其法以道为原则的思想相联系，具有积极意义，抛开君主极权的外壳，有其合理性。客观地考核，用公平的尺度课考，是结构合理及公正社会所需。韩非说：“官职所以任贤也。”就是说，官职本应由贤者出任。贤能之人管理社会，这与韩非所希冀的理想社会——一统与法的社会是一致，这也符合自然大法之道的要求。但是每个贤能之人与各个时期的法制又不是无矛盾的。所以韩非说，贤、势是不相容。既要重贤，又忌贤防贤，就是贤与法、术、势的冲突。韩非从其道与法关系和法治理想出发，最终偏坐到防贤而强调法、术、势的一边。结论就是在保证法治的前提下，韩非重视举贤。法在前，人在后仍是一种僵死的对待，这个法一般是扼杀人智、人能的。赏罚奖惩是结构社会所必须，通过奖赏与惩罚，引导社会有所遵行与克服，进而维系社会。在韩非之前远古时代就已有赏罚制度，《尚书》中有唐尧之时，三年考绩，或擢或陟。韩非特别强调赏罚的社会示范引导作用，他借用君权，加强赏罚的权威性，进而在社会推行。韩非还强调赏罚的唯一依据是有功，奖功行赏，无功受罚，在功过面前，赏罚一致，人人平等，赏罚要求公平公正。特别是他既讲罚，又讲赏，从思想方法上讲求全面性。这与韩非自己的整体思想有所偏激不同。

(20)、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

3、法家思想的核心内涵

(1)、学思行|张颐武：年轻人热捧“入关学”的思考

(2)、韩非对君主与臣属的关系也有特别的理解。韩非是在人性自利的前提下看待君臣关系，认为君臣双方都是按照各自利益的算计来结合的，那各自就有不同的心思与追求。他说：“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据此提出：“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宣称君主就是依靠刑赏权来控制臣属的人，主张君主在实现自身根本利益的过程中，应该用杀戮之刑和庆赏之德来控制臣属，使群臣畏惧刑罚的威势，追求行赏的利益，进而保持对臣属的绝对支配。韩非还认为，君主对于臣属是一种豢养、蓄养关系，他引论比喻说：“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君主就像土地生养草木一样地蓄养了群臣，所以群臣的所有劳作硕果自然属于君主土地肥美的功劳。据此他公开宣称君臣间权力与责任的分割分置，主张臣任其劳，君收其功。韩非进一步引用了殷商之臣费仲的一句名言：“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帽子和鞋子的上下位置永远不能颠倒，以此说明君臣间的上下关系以及社会的贵贱等级秩序永恒不易。按照法家韩非的理念，“汤武革命”是以臣反君的叛乱，即便恶如桀纣也应千年为尊。韩非又用“道不同于万物”来比喻“君不同于群臣”，以此论证君主对于群臣的根本性、统摄性和法则性，在政治生活中主张建立起君主对于群臣的绝对支配关系。

(3)、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4)、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5)、他的个人品行值得尊敬，韩非的成就不仅在法家中是最高的，就其理论本身的严密性统一性和深刻性而言，即使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高的，但我们也知道，韩非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远远不如孔孟老庄，这与他倡导的这一套比较严厉的理论有关。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结合前期法家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建立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三维一体的刚性管理思想体系。

(6)、＜有度＞篇，重法，亦是以法为术、以术守势之文，开题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即是重法之谈，文末言：「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而用私，则上下不别矣。」严刑重罚以维护法令，则国主安而国家治，等于是以法为术了。但是，法纪之荡然，首先是君威之瓜分，其次是人主之私意，此两者，都需要君王自己的意志决断不可，君王自己不能忍住私意欲望，就是自己败法。一旦奸臣夺了君权，私法利家而国主危时，国君如何夺回其权势？此事，韩非几乎从未明言，可见权力争斗之事，尚未真正进入韩非脑中，不过，这仍不妨碍重法思想的合理性，只是，重法与重德仍有一辩，但是笔者以为，都须依据个别具体情况而论，法一统万必有不及细节之失，德重修己必有救助法失之处，此事，本文尚未触及。

(7)、法家的核心思想？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儒家思想产生背景？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8)、「循名责实」也是黄老道家「无为」的治术，一切责成于臣下，只藉赏罚御之即可。配合「循名责实」，则是反对任贤妄举，「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韩非之意，熟贤非贤，此非君王圣智所需费心之事，且中人之君常不辨贤否，若以为贤则举之，便成为妄举，避免此过，非「循名责实」不可，诚其言也。关键就是，人智有限，不必自恃眼光独到，而是藉由按部就班的考核，一步步升官重用，这样，中人之君就可以把国家管理得很好了。

(9)、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政治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10)、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11)、＜十过第十＞举出十种君王可能常犯的错误，以提醒君王不要犯错，导致亡国，可见韩非念兹在兹关切的都是君王守位保国的事情，十过包括：「一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二曰、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三曰、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五曰、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六曰、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七曰、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八曰、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九曰、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十曰、小学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12)、关于韩非的法、术、势的关系问题，学者多有争论，有人以法为核心，有人以术为核心，有人以势为核心。其实韩非的法家思想结构较厚，总体上他的社会之法依从于自然之道，任法而无为。法治社会是韩非的理想社会。按《礼记‧乐记》的说法，礼、乐、刑、政，皆为治道，韩非重刑罚，强调法、术、势结合的治术，是其刑罚以治的核心内容。从作为具体治术的法、术、势三者关系上来看，势处于核心地位。法律、法规、制度、法令是由官府制定，能否令行禁止，在于君主的威权。势重则法严，势轻则法不行。反过来，法的严格执行，树立起法制的绝对权威，亦即树立起国家与君王的威势。术与势的关系也是一样，暗箱操作的术，让百官战栗，完全听命于国家、君王，术治自身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术治的威力，造成一种威势，这就是国家、君王的位势。所以法律、法令、制度与位势是互为的关系，最终落实到位势的加强上；术治与位势也是同样道理，最终加强统治者的威慑力，形成国家、君王的巨大威势。刑政离开礼乐，这种治道是有偏的，维系社会不可能长久，当然只有礼乐而无刑政，也无法维系社会。韩非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

(13)、本文试图以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来分析法家思想的精义所在。

(14)、21日下午课间休息期间，蔡毅臣老师在班主任赵东明老师的陪同下，在英杰交流中心一层大厅，与北京大学华商国学班的同学们亲切合影留念。

(15)、儒家的思想主张：仁、克己复礼、有教无类、民贵君轻、性本善；道家的思想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无为而为；墨家的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法家的思想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轻罪重罚。

(16)、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17)、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18)、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19)、法家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时代要求、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

(20)、因此耕战是“治国之要”，千方百计奖励耕战,诱之以利,把民众引到耕战的轨道上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减轻农业税收，对于力耕者赏以重爵；采取愚民政策,使农不得不耕,力耕得利，力耕有赏。

4、兼相爱交相利是法家思想的核心

(1)、以上，不论是文本解读还是学派对比，都是环绕《韩非子》书中的法家观点予以哲学解读的目的而做。笔者的基本立场是，韩非言法、术、势三点，首先为势，势者君王之威势，不可旁落。其次为法，一天下之虑，藉之以赏罚二柄，二柄者术也，而术则是包括一切帝王御下之术以及外交攻防征战之术，而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帝王御下之术。

(2)、韩非的法制观点是尖刻、偏狭、片面、僵死的。虽有其敏锐性，但也有偏颇。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根据人皆自私的原理，他反对用仁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治国。他说统治者要治理好臣民，只要掌握赏和罚就可以了。其中他尤其强调要重刑重罚。臣民做事必须完全符合君主的命令、要求，有任何一点过分或不及，都要加重处罚。韩非认为只有君主充分掌握刑罚大权，国才能治。刑重才能国治，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实际上刑罚要准确、适中，重要的是民众自主、自立、自爱、自尊。重刑可以得逞于一时，获得表面的国治，其实危机很快就会到来。秦虽统一六国，但二世而亡，“终为天下笑”就是例证。

(3)、任何一种系统化的思想理论都有自身的生长点和立足点，有其论证说理的根本目的和特定的服务对象。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的各种政治思想都有其特定的本位，如孔子创导的儒家学说是以社稷为本位的思想系统，墨家学说是以天下为本位的思想系统，道家学说是倾向于以个体人为本位的思想系统等等。与此不同，法家则构筑了以君主为本位的思想系统。慎到、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已经表现了对君主和权势的极大推崇，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他从更为精深的理论层面构建了彻底的君主本位观。认识法家思想的根本特征和思想精髓，我们需从韩非的思想理念剖视。

(4)、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5)、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百姓的政治代言人。强调"不相亲，不相贵，不相犯"。法家作为主要派别之他们对依法治国仍有深远的建议和想法，这足以看出他们对法治的高度重视，并把法律作为强制按章办事的工具，这些体现了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沿用至今，成为集中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规则。

(6)、另外，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奖励耕战”政策和打击“私斗成风”的“弱民政策”，与法家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切不可混为一谈。

(7)、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汉法家人物、理财家。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桑弘羊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与权臣霍光政见不和被杀。

(8)、如何看待法家思想？我觉得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东周列国礼崩乐坏时代)，出现的一种适用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这么一种思想。虽然这套体系里面有很多暗黑的统治术，一段时期内毒害了中华文化健康的肌体。但是法家思想最终还是融入了，汇集儒，墨，道，法等百家学说，发展出来的两汉经学体系，为后世所沿用。

(9)、把“道”天的生成之“始”是很不够的，老子还把“道”归结为天的生成原理。天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似乎更复杂了。无论在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这都是基本一致的。东方哲学认为，天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生成的。西方哲学认为事物都是由“正”“反”的矛盾和统一决定的。易经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老子说：“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其实这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述而已。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宇宙，还是我们身边的鸡毛蒜皮都是由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形成的。

(10)、可以说，国家一旦积数朝之弱主，则国分于家已难挽回，如周天子，如晋国六家，如姜齐之末，如鲁之三桓，此事，就连《论语》中的孔子也屡屡言之。韩非徒叹其哀，已无济术矣。故，中人之君之论，可废矣。关键是，能按部就班选用官员就是上智之君，能于权柄被瓜分后重掌政权更是上智之君，能在大权独揽之际还不纵欲辱国更是上智之君，韩非所说的中人之君，只能说是不任意妄为、自以为圣智之人者，但笔者以为，此人之为君，能不标榜己智，则不仅为中人之君，实际上已是上智之圣君。

(11)、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12)、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13)、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字。居然把统治者，统治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很深刻地理解，所谓的“驭民之术”了。《商君书》可谓是集法家之丑陋和阴损之大成，读后令人不寒而栗。

(14)、说到中华文化思想大爆发的时代，大部分朋友都会联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各显神通，各自都拿出了治理家国天下的最佳方案。经过实践检验，法家最终胜出。其它各家在那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确实很难实现治世的目的。法家为什么能够最终胜出呢？因为它高效，快捷，简单，易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的接地气。

(15)、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16)、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17)、韩非所著《韩非子》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通常以法、术、势三个概念代表的纲领说之，本文之作，企图落实这三个概念所代表的观念意旨，藉由一定的文本解读以及问题讨论，明晰化它们。在这个过程中，法家与黄老道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儒家又几乎势成水火，本文之作，亦将针对法家与儒道两家在观念立场上的关系，进行讨论。

(18)、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这里，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关系，我就不一一解说了，从字面上模糊了解即可)。但是，人人都有世界观，但是，一般人的世界观都是凌乱的，不规则的，自发的，所以不能称为哲学，而哲学就是哲学家根据一定得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把不自觉，不系统的世界观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注意，哲学只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体系，哲学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

(19)、关键就是，韩非整理的典籍中充满了兵法之术，臣下之术，以及君王之术，但是他所论的术，主要是为君王御下之势服务的君王御下之术，而这些东西又正好与权臣势如水火，这就是他的命运多舛的根本原因了，韩非自己不是国君，却深思力探国君御下之术，而忘记了臣下自己的保命侧身驰骋之术，莫怪乎身遭刑戮，留下一页历史悲剧。

(20)、学思行|在含忍与自由之间——论杨绛的文化人格

5、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什么

(1)、＜扬搉＞篇，或为＜扬权＞，文气不同于它篇，或非本人之作。但意旨尚同，主要还是御下之术，而且是黄老之道术，主上无为匿情而赏罚御下，否则，「主上不神，下将有因」，「主失其神，虎随其后」，必「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刑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文末言「为人君者，数披其木」其木则是臣下、公子、宗室等等，告诫君王要不时地铲除这些臣子的权势，不可使其过重，这都是重势的立场，做法上则是御下之术的申说。

(2)、法家得到了秦朝统治者的认可，而秦朝也变得很强大。

(3)、《韩非子》书中不少对儒家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法家对儒家的批评，都是概念上的错置与误用，假仁假义假贤假儒者多，但不能以现实上的伪儒以为真儒与真儒学而批判之，儒法两家都是国之利器，必须互为融通。《韩非子》书中有对老子的吸收，事实上，道法两家性格不同，法依君王说，道依臣下说，君王之「无为」为不显露己意之隐匿之举，老子之「无为」为不驰骋私欲而关爱众人以团结人心而成就大事，实有别矣。儒法有正面冲突，但可实际融通。

(4)、佛家，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讲的是超世，佛教是教育，是教人要深信因果，要得正知正见，超脱轮回，度己度人，成就佛果。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从创立到现在有两千多年。

(5)、(公元前455年-前395年)，濮阳人，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郡守。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6)、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知识的关系看，哲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种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的学问。具体科学揭示的自然、社会和思维某一具体领域的规律和奥秘，哲学则对个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新的概括和升华，从中抽象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7)、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在这个混乱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界却空前活跃，文化极度繁荣。从先秦至汉初各思想学派总称诸子百家，诸子指各家代表人物或代表作，百家泛指思想家人数之多，儒道法纵兵等各家相互间不断冲突、借鉴、融合，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华文化之源，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各学派中，法家思想因其现实与冷峻历来颇受争议，客观地分析，任何学说流传两千多年到现在，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8)、先秦法家思想不失为古代中国社会一种精深的法治理论，其中确有许多闪光的法治建设理念和社会管理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然而，其君主本位的政治立场规定了其理论的性质。我们在肯定其积极理念时切不可惑于其中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表层的法则，一定要看到和清除蕴含于其中的以君主为本位的政治立场、价值体系及其某些施法手段。我们在分析认识诸多思想理念时应该特别注重对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9)、学思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

(10)、哲学的作用。未学习哲学之前，我都很难理解这些抽象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学进去了才发现，生活真的是处处有哲学，哲学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可以把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人的思想，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好哲学，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一定的俗气和幼稚。不难发现，学习好哲学之后，我在看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人生问题的时候，思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冷静，思考问题特别的辩证，思考内容的角度也更加全面，这些在某些网络论坛进行辩论、贴吧发言和平常与人交流中都有所体现，就是在回答你这问题的时候，思绪措辞也比未学习哲学之前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符合逻辑。

(11)、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12)、法家认为,“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力量决定一切,而力量来源于农耕和兵战。

(13)、佛家教义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励人们行善，勿恶；忍耐，戒欲；生灵平等。

(14)、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15)、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

(16)、学思行|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17)、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18)、学思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闰土”在今天

(19)、在众多学派和政治势力竞相媚世、争取人心唯恐不及的社会背景下，韩非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毫不掩饰地宣示了以君主需要为基准的一系列价值标准。他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又说：“邦者，人君之辎重也。”这从根本上将邦国视作载君行驶、供君享用的私人器物，国家机器被看作君主伸张个人意志的工具；在韩非看来，君主取用于国，就像取用于自己的物资库一样，而国家的车辆驶向哪里，则全由君主的意志来决定。在百家争鸣、儒墨为显的时代，这种理论应该是振聋发聩的，也是足以令专制君主喜而受用的。针对儒家重义轻利、谏言忠君、仁者爱人等许多道德伦理观念，韩非提出了不同的价值判断：“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非上，臣不谓义。”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上看待国家政治生活，那辞爵择主、逞性强谏、施惠于民、避世弃君，自然成了法所不允的罪过，不能给予道德上的褒扬。韩非在特定的立场上重估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体系，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迥异的价值准则与伦理标准，他的理论从君主本位出发，一以贯之，无所掩饰，是冷峻而彻底的。

(20)、“术”是统治者任免、考察、生杀官吏的权术。术的实质是统治者对属下的制驭、控制之术。这集中体现在用人制度上。韩非认为“术不欲见”，就是通过君主让臣下不知道任免、赏罚、生杀，一任君主掌握。君主要将“术”藏于心中，使群臣猜不透君主的想法。这是一种用人制度，也是一种操纵控制之术。在术治之下，臣民没有一点自主余地，一切权力全部收归君主。表面上看，作为用人制度，术治达到高度的统全国一致，步调统很有力量。其实，臣民完全丧失独立性，成为被动的棋子，没有一点创造力可言，这种统一和集中是要不得的。除奸是术治的重要内容。韩非以非常规的例证以证常规之事，将常态的人引下人人自危的境地，这种术治必然留下社会灾难。

(1)、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的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2)、本次课程的第三天，邀请到蔡毅臣老师主讲《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蔡老师是国家认证管理咨询师，国家认证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北大总裁班特约高级培训师。

(3)、学思行|孔乙己典型论——《孔乙己》问世百年

(4)、法家得到了秦朝统治者的认可，而秦朝也变得很强大。

(5)、“儒家，释家，道家“的内容和核心思想分别是什么呀？

(6)、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为历代儒客推崇，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而后汉武帝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思想实施钳制，使儒家重新兴起。

(7)、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8)、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9)、说到商鞅的政治主张，不得不提到他写的《商君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商鞅法家思想的具体论述。这本书在古代专制社会一直都是禁书，这本书一般只有历朝太子和帝王才有资格学习。

(10)、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

(11)、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12)、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

(13)、韩非对政治活动和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目的有明确的表达。韩非曾提出遵循事物规律办事就能成功的名言，所谓“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而他所谓的“成功”，则是“大能成天子之势尊”，他是把成就天子的权势和尊严当作人们社会活动的最高目标来定位的。韩非说：“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认定维持以君主为最高权威的社会等级秩序，就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他一再要求君主应当依法施政，是认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在他看来，法治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制裁臣民的“不轨”，维护君主的权势地位。韩非曾告诉君主：贵、尊、威、势是君主专有的四样美好属物，他要君主运用一切政治手段来维护这“四美”，主张君主要充分利用权势之位，把国家的政治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避免为人所制。其施法和循理活动的目的性极其明确。

(14)、从这里可以看到，“道”一是指天地‘始”，而更重要的是“天”和“人”的运动规律。以至于中国文化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道”的规律的概念。比如，大道、正道、邪道、道理等等。意即，符合规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规律的就是邪道。后来封建统治者又把“道”作为自己的化身。认为维护君王的就是正道，不符合君王的就是邪道等等。道的这一概念，无论在中国哪一学派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所以，如果抽去了“道”的思想，中国文化就要散架。

(15)、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三者各有特点。而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16)、＜爱臣＞篇，讲大臣太贵，则危君王，「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本篇一是强调君王之势，不可分割，故是重势思想，同时也说明，君王必须有驾驭臣下之道，故是重术之思想，文中也提出了不少君王对臣下禁邪之道。

(17)、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秦始皇，而秦始皇统治群众的思想就是法家的思想。有些统治者认同无为而治或者教化群众，但秦始皇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只有严苛的法律才能让群众听话。所以在这种立法之下，很多群众也是比较安分守己的，为国家而奋斗。并且在秦朝实行的是重武，只要你能获得战绩，那生活就大大的改变。所以法家奉行的纪实，严苛的法律，也是公正的伸直秩序，这样才能激发人民的战斗欲望，才能让国家更加强大。这种想法也是很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秦统一了六国，成立了第1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18)、(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19)、个人认为，学习哲学就是给自己精神思想来一次从头到脚的神圣冲刷，哲学直接改造的是伱的思想精神，根本改造的就是伱的做人处事了。

(20)、再次，从字面上理解，哲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词语”philo"(热爱)和“sophis”(智慧)。哲学本意就是“爱智”，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的人”。说白了，哲学就是一门使人聪明的智慧之学。

(1)、1996年9月，获华梵大学哲学系专任教职，前后九年，历任课外活动组组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于2005年转任台湾大学哲学系，经历课外活动组主任、学务处副学务长、学务处学务长、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亦曾担任易经学会理事长三年、中国哲学会秘书长八年。由于个人行政经验丰富，因此对于中国哲学与领导管理的实践，便深有体会。

(2)、“道”究竟是什么呢？归根到底，“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这理。《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五章》)《管子‘内业》说：“凡道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受，可得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师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3)、韩非还主张君主应该“服术行法”，把术与法作为维护政治地位的两手。他为专制君主提供的“术”治手法，具有补充法治、维护权势的动机。实际上，术治的实施是利用了法律体系中程序法的缺失，以毫无规则的方式考核和处置臣属，而对考核的分析引申及处置办法又全在于实施者的“自度”和心臆。面对这种随意而行的法外之术，群臣为了使自己免于术治的陷阱，必然会更多地顾及君主个人的性格心性和喜怒好恶，而放松对法律的顾忌。在君臣双方的戒备中，成文法丧失了应有的信用，法治在术治的实施中被严重削弱，持法之术成了败法之因。而且，韩非是要以隐秘之术保证君主的一统权势不可侵犯，维护权势的稳定性，但实施那些诡秘狡诈、毫无诚信的卑鄙伎俩，表明了政治权势人物道德的缺失，会加深君臣上下间的互不信任和互相倾轧，既使法治变得徒有虚名，又削弱了势的存在根基，维势之术也变成了失势之因。

(4)、道家思想主旨是自然和谐，道法自然，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出世，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一般来说，公认第一个确立道家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从创立到现在大约有两千六百多年。；

(5)、道家起源:老子.基本思想:无为,无不为.----修成真人。

(6)、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7)、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而担任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8)、老子和庄子在很多地方都对“道”做了解释，但为什么还是不能被人理解呢？这是因为宇宙生成之初，那时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我们知道它总有一个开始，所以老子就把这个开始称为“道”，所以道是先天地生的。其实“道”的内涵并不是老子开创的。《易经》中“太极”与“道”的概念非常相近。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是对易经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9)、术中还包括不可让臣下测知帝王心思之无为之术，这就进入了黄老道家，其实只是藉由老子的概念术语而说得是法家君王御下之术的观点而已，并非真的老子有此思想。至于儒家与法家的冲突，根本上是概念没有厘清所致，问题不同，重点不同，刻意制造的意见对立，理当消除。消解之后，儒家、道家、法家都应该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优良思想，应该都要运用。

(10)、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汉族，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紧密结合，系统化发展法家学说。韩非是韩国的王公贵族，但是他的学说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但韩非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贾陷害，被毒死在秦狱中。

(11)、第一个作用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集免干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免，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12)、个人认为核心是通过内省，提高自身境界，达到与世界万物的合谐。不论是儒家的修齐治平，还是佛家的降伏其心。是内省型的大陆文化。

(13)、卷有＜初见秦＞、＜存韩＞两篇，主要处理说秦王之事，与法家思想主题关系较少，暂不论。＜难言＞篇，隐喻自己的处境，以及向君王分析大臣难言之实况，实际上，从这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出，韩非不黯官场逻辑，缺乏隐匿自己藏身政坛的阴柔身段，满腔爱国的热情，满腹治国的策术，却苦于不能面君尽言，实际上跟儒家知识分子的状态差不了多少，韩非言术，跃然纸上，自己却未必能操作运用，实知识分子个性使然。